三次被捕仍顽强斗争

——渣滓洞脱险志士之三傅伯雍

2018年05月03日 11:57   垫江日报   我要评论( 0人参与 )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重庆歌乐山集中营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渣滓洞仅有15人脱险幸存,傅伯雍就是其中之一。

不断追求进步的学生时代

傅伯雍第一次被捕,是在成都念大学期间。

傅伯雍,垫江县桂溪镇城南工农村傅家老塆人,1919年夏出生在一个中国传统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傅琴谱毕业于成都政法学堂,先后供职于垫江县国民政府蚕桑局、教育局、财政局等部门,正直不阿,洁身自好,之后弃官执教近30年。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卖田20亩资助孤儿院,担任“育婴堂”执事。傅伯雍受其父言传身教,从小勤奋好学,刚直正义。

1938年,傅伯雍在成都天府中学读书,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热衷于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9年转入重庆东方中学,参加党的外围学生组织“中国学习导报社”。这一时期,傅伯雍多次去化龙桥红岩村听周恩来同志的报告,阅读了许多党的进步理论书籍和《新华日报》《群众》《解放》等报纸期刊,接受了马列主义的进步思想。其间,傅伯雍还曾邀约同学准备赴抗日根据地延安学习,因国统区沿途关卡重重,无功而返。

1940年,傅伯雍高中毕业,受聘到重庆《商务日报》副刊“笔花”作编辑。因发表进步新诗和散文,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遭到官方杂志审查委员会的追讯、责问和恐吓,他被迫离开了报馆。第二年春,傅伯雍考入成都光华大学,与赵枫野同志在校门口开办“心知书店”,售卖各种进步书刊杂志。与进步同学组织学生社团“诗歌生活社”,团结进步同学创办《心之歌》诗刊,宣传进步思想,受到便衣特务监视。《心之歌》发行5期后被勒令停刊,随后,书店也被查封。1941年6月,傅伯雍在大学第一次遭反动政府逮捕,被羁押了两个月,后经地下党组织营救,才得以出狱。

这一次被捕,并没有磨灭傅伯雍追求进步的勇气,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信念。1942年至1945年,在地下党学运组织的领导下,傅伯雍负责联系进步同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学习《青年问题参政资料》等文件。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严重,按南方局党组织转发党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隐蔽精干、等待时机”的指示,傅伯雍与学校的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合法斗争,隐蔽地开展一些革命宣传活动,同时完成了大学学业。

垫江女中特支的地下联络员

傅伯雍第二次被捕,是在垫江女子中学任教的时候。

1946年大学毕业后,傅伯雍去四川崇宁县中学教书。1947年初,他回到县老家垫江女中任教,同时兼任西沤小学校长。1945年,进步教师张秋军、徐晓鸣、杨炯明等人从外地转移来垫江女中任教,并开展一些革命活动。1947年6月,共产党员雷泽洪来女中任教,在女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作为重庆与川东游击区之间的中转站。8月,经张秋军介绍,雷泽洪批准,傅伯雍、徐晓鸣、杨炯明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垫江女中特别支部成立。

垫江女中特支成立后,在校内发展党员,不断壮大党的力量。通过党员活动团结了一大批开明士绅、民主爱国人士。为反对政府拖欠教师工资,女中特支领导全县教师举行了两次“索薪罢课”斗争,迫使县长接受教师提出的要求,允诺调拨黄谷补发教师工资。此外,特支组织党员学习《土地法大纲》、《学生导报》、《解放日报》、《挺进报》等文件资料,教学生读进步书籍、唱进步歌曲,还发行《童言文艺》等进步刊物。

垫江女中特支设西湖坝傅家老塆、西沤小学和南门外铁锁桥“育婴堂”三个地下联络站,傅伯雍主要负责地下联络站工作,秘密掩护由重庆赴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的同志,同时为游击队筹集经费,提供医疗药品、枪支弹药等物资给养。

1947年冬,梁(平)大(竹)达(县)游击区武装起义宣告失利后,女中特支活动也遭到国民党特务怀疑。不久,傅伯雍在女中教师宿舍第二次被捕,关押在垫江中统特务邓中禹公馆里(现垫江县医院旧址)。经统战人士、女中校长龙守则、教导主任何瑞五等人四处奔走营救,校方立字据保证傅伯雍不是共产党员,傅伯雍才被同意取保释放回校。

1948年上半年,形势更加险恶,国民党军队大肆清乡,血洗游击队军民,地下党女中特支决定雷泽洪、张秋军、杨炯明三位同志撤离垫江隐蔽,傅伯雍则留守“地下联络站”坚持斗争。

渣滓洞中对敌斗争

傅伯雍第三次被捕,是因为特务在一位共产党员身上搜出的文件中发现了他的姓名。

1948年10月17日,大竹张家场党组织成员游中象、江志南、陈天兴一行三人,受山区党委书记派遣,去重庆接洽武器。他们化装成商人,途中借宿垫江城庄家塆孙银志小屋。由于游中象被军统特务盯梢,当晚深夜,国民党特务和军警包围了庄家塆,打伤孙银志夫妇,击毙江志南,抓捕了游中象、陈天兴。随后,又对庄家塆挨家逐户搜查,进行了一场洗劫。

事后,特务对游中象进行审讯,从他身上搜出多件往来信函、工作计划大纲和日记本,其中有傅伯雍、陈鼎华、盛国玉的姓名及通讯处地址。10月18、19日,特务抓捕了共产党员傅伯雍、陈鼎华和进步青年盛国玉,一起关押在县政府大牢中。这是傅伯雍第三次被捕。

在审讯中,特务对傅伯雍多次严刑拷打,均未得到半点口供。他们使用电刑逼供,灼热滚烫的电流通过全身,烧得傅伯雍大小便横溢,神志昏迷,但傅伯雍始终未承认共产党员身份。

当时在狱中有两个狱兵,一个叫徐兴中,一个叫赵正清,均为垫江人,傅伯雍经常借老乡的名义同两人搭话。一来二去,徐、赵两人便和傅伯雍熟悉起来。徐兴中和赵正清家中贫寒,傅伯雍便用金钱疏通关系,由徐中兴代其传送家书。与傅伯雍在同一个监舍的唐征文十分喜爱诗文,渣滓洞小卖部营业员在狱友们的“策反”下,经常偷偷给予一些帮助,还私下送给唐征文一些纸、笔,唐就偷偷地抄写诗文。唐征文曾告诉狱友:“如果我牺牲了,希望这些诗文能留给你们做纪念。”后来,通过徐、赵两人,唐征文的诗抄被送到了傅伯雍家中保存下来。

在狱中,傅伯雍参加了绝食斗争、饮水斗争,参加狱中春节大联欢,从事统战和策反工作。组织铁窗诗社,相互唱和,彼此鼓励,用竹签子记录狱中的生活,揭露敌人的罪恶和残暴行径。在得知辽沈、平津战役取得胜利,淮海战役即将取得胜利时,傅伯雍写了一首《入狱偶成》:“权把牢房当我家,长袍卸去穿囚褂;铁窗共话兴亡事,捷报频传开心花”。这首诗得到难友们的广泛传播和和诗。万县中心县委副书记杨虞裳和诗:“英雄为国就忘家,风雨铁窗恨磕牙。革命成功终有日,满天晴雪映梅花”。众多喜爱写诗的狱友纷纷加入到铁窗诗社中,写下了许多好诗。在监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傅伯雍参加了一系列对敌斗争,与战友们相互勉励,相互支持,互帮学习,建立了纯真的战斗情谊。

1949年11月27日深夜,国民党特务把渣滓洞监狱的“政治犯”集中关押到楼下的8间牢房中,对每间牢房进行了血腥扫射。傅伯雍在死难烈士躯体的掩护下,躲过了敌人机枪的扫射。之后,敌人又纵火焚烧,幸存的难友们冲破牢房,向外冲去,不幸的是,多数难友冲出牢房后又倒在了敌人的机枪下。傅伯雍急中生智,躲进打米室下的水沟里,呆了一天一夜,最后得以逃出魔窟。在这次惨案中,整个渣滓洞仅有15名脱险者。

余热生辉夕阳放彩

1950年,傅伯雍回到垫江,在县委宣传部和文教科工作。由于垫江女中特支的领导陈以文、王敏等同志均在“11·27”惨案中牺牲,上级组织又在解放前遭破坏,女中特支及党员的组织关系没有得到承认。傅伯雍在1956年肃反运动中被错定为叛党分子,先后送到开荒队、采矿场、炼铁厂、集体农场劳动改造。1962年,傅伯雍被分到垫江三中学任教,直到1979年退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女中特支得到承认,1981年12月14日,县委组织部恢复了傅伯雍的党籍。

傅伯雍退休后,“不须扬鞭自奋蹄”,继续发挥余热。傅伯雍对自己离休30多年来的生活撰联作评:余热生辉再为中华振兴喜做贡献,夕阳放彩还与天地同寿欢度晚年。

1981年至1984年,傅伯雍夫妇应邀参加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烈士资料和相关档案的整理,工作之余,完成了16万字的回忆录《狱中斗争纪实》,1984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接着,夫妇俩又应邀参加垫江县党史撰写工作。他们采访、调研、查阅各种文献,出版发行了《桂溪星火》、《英烈之歌》等书籍,撰写了《忆垫江女中特支》、《走向黎明》等极具史料价值的回忆录,以及关于兰蒂裕、陈鼎华、陈以文、朱麟等烈士事迹的人物传记。为垫江的教育事业及党史事业竭尽一生,不遗余力。

傅伯雍也深深记挂着为之奋斗几十年的教育事业,不但与老教师组织筹建了垫江县“离退休教师协会”,为离退休教师提供应有的帮助,还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指导下的青少年教育工作,并创办生辉中学、小学、幼儿园,接纳社会流失的“双差生”入学,帮助其完成初等教育学业。

2014年12月,傅伯雍因病去世,享年96岁。

(中共垫江县委党史研究室董长芳)

(责任编辑:杨亚洲)

文章关键词: 垫江数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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